中国铜镜兴盛于战国，繁荣于两汉，辉煌于隋唐，宋代以后在总体上却是一种江河日下的状态；日本铜镜自平安时期起，逐步发展，在几百年中款式丰富、争奇斗艳。中日铜镜文化的这两个转折点恰好有所重叠，颇有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之感，这在东亚文化之兴衰上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变化。
在清华大学即将迎来周年华诞之际，年4月21日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将迎来“扶桑止水——王纲怀捐赠和镜展”，试图通过此展探究和镜一路走来的脉息，使观者了解日本和镜文化及其与中国文化的渊源。
澎湃新闻了解到，清华大学级学长王纲怀先生，先后向母校捐赠铜镜面（包括面日本和镜），现已成为清华艺博馆的重要馆藏。而此次展览则是从王纲怀捐赠的面和镜里，精选了74面展出。
王纲怀
王纲怀于年出生于上海，渊源的家学，长辈们挥毫洒墨、热衷集邮收藏的“文艺日常”，让他从小就对艺术品收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此前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曾告诉澎湃新闻，“王纲怀先生是我们级的老学长，给排水专业，建工系的学生，但是十分热爱古代文化和文物，所以自己搞铜镜收藏近30年，是以业余的身份变成了一位铜镜研究的专家，到目前为止，他一人就出版了十九本关于铜镜的图书，成为被广为认可的研究型收藏家。清华大学的铜镜常设展就是基于他的捐赠来策划的，用面铜镜来串起中国铜镜的发展历史。”
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铜镜展厅
而此次和镜展则是为了探究和镜一路走来的脉息，使观者了解日本和镜文化及其与中国文化的渊源。
《瑞花双凤纹八菱镜》，11至12世纪
平安时代（公元～年）是扶桑文化开始和式化时期，瑞花双凤纹与瑞花鸳鸯纹的八菱镜逐渐流行。日本学者久保智康在《中世纪前期的铜镜之作》中曾谈到“弥生时代（约公元前3世纪～公元3世纪）以来，中国铜镜开始传入日本，在模仿中国铜镜的过程中，和镜开始逐渐诞生。奈良时代（公元～年），中国唐代的铜镜被舶载到日本，日本仿造的同型镜（被统称为唐式镜）在日本列岛各地得到广泛使用。进入平安时期（公元～年），凤凰纹（中国称为双鸾纹）和唐草纹，以及八菱镜等镜形首先被选择于铜镜的制作。”
《巨鳌背负蓬莱山纹镜》，17世纪，镜铭：天下一因幡守
《巨鳌背负蓬莱山纹镜》镜盒
日本和镜在吸收与消化中国的汉、唐文化后，有了自己的长足发展，特别是经过长时间的过渡，在江户时期，已完全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：改圆钮为有柄，标注工匠姓名，铸制渐趋精良，纹饰典雅丰富，镜铭大字精美。和镜是一个绚丽多姿的文化宝藏，其纹饰蕴涵丰富，包罗万象。和镜文化包括了人文理念、风土民情、工匠纪年等诸多学术内容，又涉及到中日交往、文化传承等与日本民族文化密切相关的重大课题。
《龟钮蓬莱纹镜》，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前期
《龟钮蓬莱纹镜》局部
《高砂铭蓬莱纹柄镜》，18世纪中期，镜铭：高砂西村豊后掾藤原政重
在中日文化交流中，曾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铜镜交流史。当我国铜镜经历了先秦、汉、唐三个高峰之后，自唐末至北宋，中国铜镜逐渐走向衰落，南宋至清，以实用为主的素面镜成为主流。而日本自平安后期形成独具民族风格的和镜，经镰仓、室町时代的发展，至江户时代，已经取代中国，成为东方铜镜文化的主导。
《高砂翁媪纹柄镜》，18世纪中后期，镜铭：藤原光长
《桔徽貘纹柄镜》，18世纪中后期，镜铭：藤原光长
《桔徽貘纹柄镜》局部
此镜中的貘满身火焰，增添了神秘感。室町时期以前主要是用貘形枕头，或是在枕头上绣以貘的图案，直到室町之后才在镜纹中出现。
德川家康时期的江户前期，日本幕府积极运作，试图恢复同明朝的官方贸易，并鼓励民间通商。当时和镜的总体质量超过中国，中国铜镜进入衰落期，于是文明传递轨迹发生微妙变化，精美的和镜随着贸易传入中国，立即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时尚舶来品。
《伊势海老纹柄镜》，18世纪中后期，镜铭：藤原光政
伊势（伊州，今三重县），东侧的伊势湾内盛产虾，“海老”即日语中之虾，铜镜中海浪翻滚，在朵朵浪花中，一只身形硕大的海虾扭转身体，尖嘴长须，好似弯腰老者，喻意为长寿。铜镜上方有月纹、云纹、松纹，松树等纹饰，亦象征长寿，故此镜有可能是祝寿所用的礼品。
《南天纹柄镜》，18世纪后期，镜铭：天下一山际近江守
南天，又称天竹，天竺，南天竹，南天竺。日本的南天根据表皮色泽的不同，分为白南天和红南天（亦称黄南天）两种。民间传说中，南天可以排除灾难、驱赶恶运，一直是日本庭院种植的重要品种。多数人认为，铜镜和南天都有驱灾祈祥的功能，将南天纹饰作为铜镜图案，能保家宅平安。江户时代（公元～年）中后期，南天作为一种单独的植物纹样成为和镜主纹饰，并被广泛采用。
在若干蓬莱纹镜中，南天亦成为仙境的组成部分。日本和镜中的这种纹饰构思，似将《本草纲目》中南天的现实功效与蓬莱仙境中的“不死之药”联系在一起。与南天同样“命运”的还有“桔”、“菊”两种植物，它们都能治疗某些疾病，起着健身作用，在受到日本先民重视的同时，又披上了神秘的色彩。
江户中期的元禄时期以后，日本政府对海上贸易进行了限制，造成和镜输入量的锐减。中国的制镜作坊为了满足国内的市场需要，在东南沿海的漳州、湖州等地开始复制与仿制和镜，有的铜镜是日式图案、日式镜铭；有的铜镜是使用日式图样又增加了中国制镜作坊的名款等。
《富士山松原纹柄镜》，18世纪中后期，镜铭：藤原光长作
富士山风景优美，自古以来，就是日本诗歌、文学、绘画的主题，大字镜铭中可常见的“富司”即为富士山。江户时代（公元～年）前期的和镜仅见孤立的富士山，缺少艺术魅力。江户时代（公元～年）中期的和镜加上了富士山周边的风景以后，受到大众的喜爱；松原，即松树形成的松树林。日本有许多由茂密的松树林组成的风景名胜。在日本文学中，松树是秋天的季语，认为经历了岁月洗礼的郁郁葱葱的松原，是顺应大自然，与大自然共生的群的力量。
《摩尼宝珠纹柄镜》，18世纪中期，镜铭：西村豊后掾藤原政重
《摩尼宝珠纹柄镜》镜盒
《摩尼宝珠纹柄镜》镜覆
摩尼：据《佛学大辞典》释义：摩尼（物名）mani，又作末尼，译：珠、宝、离垢、如意。珠之总名。摩尼宝珠由火焰和宝珠组成，故在日本称火焰宝珠或火炎宝珠。在摩尼宝珠周围是向上燃烧的红色火焰，将宝珠围住，下为座。相传摩尼宝珠能放射万丈光芒，普照须弥山四大部洲的所有众生，能解除他们的贫困和痛苦。
根据镜盒、镜覆可知，此镜制作完成后，几乎未经实际使用，较好地保存了原貌。镜盒内的镜覆有浮世绘风格。“浮世”源自佛教用语,本意指人的生死轮回等人间世事,后指现世和世俗。日本浮世绘是以江户时代（公元～年）的市民阶层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风俗画。此“镜覆”题材属“美人绘”，女子形象富于韵味，面容平静，用色雅致。此镜覆既不是版画，也不是手绘，而是主要用布料制成，辅以绘画。
此镜盒表面有双蝶纹样，此纹样应为日本的家族族徽纹章。族徽多为表示祥瑞的动植物图案。日本的“平”氏的家纹即为蝶纹。族徽是血统出身的标志，可以说是“画成图案的姓氏”
日本和镜虽是日本文化的“沧海一粟”，却折射了日本文化乃至社会的各个方面。
（展览“扶桑止水——王纲怀捐赠和镜展”将于年4月21日至年4月19日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。）
延伸阅读：
王纲怀与铜镜的不解之缘
王纲怀年出生于上海，渊源的家学，长辈们挥毫洒墨、热衷集邮收藏的“文艺日常”，让他从小就对艺术品收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在寻到铜镜这个“挚爱”之前，王纲怀尝试过集邮，后来又